1948年底，被林彪打败的杜聿明从辽沈战场跑到北京对傅作义大叹：关外共军的武器装备与战略战术，皆非关内共军所能比；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一年之内将丧失天下。蒋介石麾下这位四面堵漏的“救火队长”发出这样的感叹，确属国民党方面对林彪的由衷赞叹。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他对战争不能不说是相当刻苦、相当独到的琢磨与钻研。当他全神贯注于军事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军事钻研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是其当时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离开了这一面，也不成其为林彪。1928年，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八月失败”中，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
结果王尔琢在追回袁崇全的过程中，被袁开枪打死。
当年十九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八十三岁回忆那一幕时，感慨万端：“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
“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此后纵队司令、军长、军团长，一发而不可收。有人说王尔琢若不牺牲，最低也能评上元帅，说不定因此就不会有“九一三”了。
可惜历史的一个最遗憾之处，便是它纵然容许假设，最终却只进行选择。
选择从另一面看，便是淘汰。
于是，过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尔琢，在革命生涯的早期遗憾地悄然出局。
再于是，历史把主角分配给了一开始便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的林彪。
艰难困苦，元帅功成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共八位元帅，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
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就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共两万余人。
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
五位元帅是：
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
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
六位大将是：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
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
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
以上十一人，除贺龙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人党、谭政在秋收起义中人党、罗瑞卿1928年底在上海转为党员外，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除徐海东于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第四军，返回家乡搞农民自卫军外，南昌起义前都在第二方面军编制序列之内。
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备。
八月一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就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了长期过程。
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我走的路子对吗？
刘达五答：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革命分子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
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继任的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则被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何芝华曾是朱德的夫人，出卖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出国护照；罗亦农被抓捕时，她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也如此昂贵。
贺龙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中，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汪精卫叛变刚刚两天，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表示：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我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告诉贺龙，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贺龙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8日，贺龙见到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的基本计划询问贺龙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人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他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过程。
1923年秋，在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就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凡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所以当有人劝他加人中国共产党时，他说了这样一句：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对刘伯承这番话，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1926年5月，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经杨闇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加人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着名战将。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当时迫切需要一个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
他选中了刘伯承。
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
起义成功后成立的参谋团，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确定参谋团领导的问题上，周恩来回忆说：“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聂荣臻、林彪两人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8月2日拂晓，他们才从马回岭追赶上来。
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未驻南昌城，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人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定任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
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俘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
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这支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这支队伍于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这部分力量的加人，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聂荣臻后担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陈毅加人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周折。
8月1日南昌暴动当天，陈毅在武汉。他当时表面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正准备开拔。陈毅虽然不知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却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在汉口向好友辞行时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几天之后，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刘伯承见到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只一句：“什么小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一句“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共产党人的心声。过去无武装饱受摧残之苦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之中了。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他当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在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让他保持秘密身份，只与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起义发动前，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第二方面军将领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立即连夜找到叶挺告之此讯，并约叶、贺、廖乾吾、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对策。他们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上迅速做出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立即开往南昌；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
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使叶、贺定下起义的最后决心。
起义发生后，张发奎的不少亲信将领主张派兵前后夹击起义军，一举将暴动扑灭。叶剑英又以第四军参谋长身份站出来反对。他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东的意图，对张发奎说：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他向张发奎建议：跟随叶、贺部队进人广东，以“援师讨逆”旗号夺占广东地盘。
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尾追，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国民党方面编辑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这样描写张发奎当年的追击行动：“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人粤。”
一个“嗣忽分途”“改由南雄人粤”，活脱脱再现了叶剑英当年的作用。
当时如果张发奎真的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必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难以设想。
徐向前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但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的这第一枪，对他影响重大。徐向前于1927年3月人党。他当时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尉参谋，回忆说，人党时刻“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随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移驻九江，在新地点没能和组织接上头。但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他于茫茫黑夜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下决心离开旧军队，搞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
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方面军指挥部全体军官，宣布：“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徐向前当时虽然并未暴露身份，但决意离去。他当天晚上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从此脱离旧军队，结束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生涯。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中，三位大将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位大将以隐蔽的身份从旁协助起义，两位大将因南昌起义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是陈赓、粟裕、许光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