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威斯特摩兰对约翰逊说：如果把兵力增加到68万人，能够在两年以内结束越战；如果只增加到56万人，结束战争则需三年。约翰逊满脸不高兴地反问：“我们增兵，对方就不能增兵？这样下去的尽头在哪里呢？”威斯特摩兰回答说：“武元甲的增兵能力接近尽头，美国人消灭他们的速度已经越过他们的补充速度。”约翰逊又问：“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遣志愿军，情况会怎样？”威斯特摩兰无言以对，半天才说了一句：“噢，那倒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就是在这样尴尬的条件下，以判断中国的意图为指导进行越南战争的。越过38度线挺进北朝鲜招致中国出兵的惨痛教训，使得美国军队再也不敢越过17度线直接攻击北越。
当我们从全局通视这场战争的时候，谁还能够说越南战争的胜利仅仅是越南的胜利？
朝鲜战争同样如此。
当我们希望越南人民记住中国人民提供的巨大支援和付出的巨大牺牲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牢记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支援。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装备，并提供了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必要训练。人朝之初，我志愿军4个军、3个炮兵师不过600台汽车，加上新编的两个汽车团共计1300台，结果人朝第一个月就损失600台，在前3个战役中损失达1200台之多。三十八军100台运输车，人朝20余天只剩下6台车可用；二十七军45台汽车，7天后即损失39台。武器弹药送不上去，被装送不上去，最后连前方部队的粮食供应也发生严重问题。关键时刻斯大林决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紧急提供汽车3000辆。1950年11月9日，毛泽东致电前方心急火燎的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苏联汽车不久可到第一批。损车虽多，是可以补充的。……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到1950年12月31日第三次战役发起时，志愿军的运输汽车又增至2000辆。没有这样的支援，很难想象中国人民志愿军如何能够长驱直人推进到37度线，占领汉城。
空军的装备和训练更加重要。朝鲜战争爆发前，我空军只有一个配备老式飞机的混成旅。1950年10月志愿军人朝时，空军发展到3个旅。至1950年底，已经形成8个航空兵师的规模。苏联不仅提供了这8个航空兵师的全部装备，而且斯大林还拿出了刚刚装备苏联空军的米格-15战斗机装备志愿军空军。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对苏联给中国补充两批共120架米格-15飞机表示感谢。1950年底至1951年4月，空军又组建了9个航空兵师。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空军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美国报纸评论说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空军强国”，但没有苏联在装备和训练方面的强有力支援，不会有这种可能。
在向中、朝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的有力支援之同时，苏联空军的首批参战部队于1950年底进驻中国东北安东机场。选调来的都是尖子飞行员。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苏联飞行员在空中表现出了英勇气概和强大威力，他们在最近12天内，击落了23架人侵的美国飞机。为此，我向他们表示谢意。”1951年1月10日起，苏联更以两个空军师的兵力，掩护清川江以北我志愿军的运输线，建立了着名的所谓的“米格走廊”，使清川江以北100余公里的运输线有了空中保障。据战后苏联方面统计，苏联空军在朝鲜上空共击落美国飞机1300架，200多名苏联飞行员在空战中阵亡。
除了军事支援外，苏联的政治支援提供了更加重要和坚强的后盾。
朝鲜战争期间，远东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强烈主张以海军封锁中国沿海，袭击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他的观点在军界十分普遍。一时间，扩大朝鲜战争的舆论在美国甚嚣尘上。
杜鲁门总统怒气冲冲地否定了麦克阿瑟的意见：“他炸了中国的城市以后，苏联的物资仍将源源而来，如果要贯彻到底的话，他第二着就得轰炸海参崴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道！”
美国决策层的考虑是：如果轰炸中国东北的工业和军事基地，需要美国空军付出极大的投人和代价，由此不但无法应付苏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挑战，而且还会给苏联报复性袭击美国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提供借口。即使东北的基地受损，中国仍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接受苏联的军事补给和援助；要炸毁西伯利亚铁路以消除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战争能力，无疑就是直接与苏联对抗，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如果全球战争爆发，我们也许有输的危险。”
如果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同样会引发一场双方互掷核武器的竞赛，在朝鲜的美国军队有遭受苏联核武器袭击的危险。
美国决策层的这些观点综合在一起，就是1951年5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对国会说出的那段名言：“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就会把我们卷人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中。”
这位五星上将一口气用了四个“错误”反驳麦克阿瑟。他未便公开说出麦克阿瑟所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认错了主要对手。他只看到朝鲜背后的中国，没有看到中国背后的苏联。而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不是中国。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朝鲜战争极大地分散了美国在欧洲对付苏联的力量。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英国激烈反对扩大朝鲜战争、激烈反对在朝鲜动用核武器，主要原因也是为此。
朝鲜战争使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了有限战争的概念。所谓“有限”，并不是指单一方面力量的有限，而是在综合因素制约下，各方所能采取措施和使用手段受到的限制。当志愿军空军以中国东北的机场为基地出动到朝鲜作战时，美国空军也无可奈何，不敢像麦克阿瑟鼓吹的那样“穷追”进人中国领空作战。美国人从空中信号中截听到有苏联飞行员参战，仍然无可奈何，也只有保守秘密，不敢对国内舆论公布。这是美国人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在世界战争史上与一个强国对抗，不获得大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一个拥有巨大军事潜力的中国站在朝鲜背后，一个拥有核武器和所有现代战争手段的苏联又站在中国背后，成为朝鲜战争最后结局的关键因素。
越南战争时也是同样。尽管当时中苏之间已经分裂，但在援越抗美上还是统一的。越南背后同样是中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邻国老挝与柬埔寨更给向前方源源不断运送物资的“胡志明小道”提供了方便之门。美国每每轰炸与切断这条小道的努力，都会被国际舆论指责为侵犯几个国家主权的行为。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美国人空前感受到了“戴着镣铐跳舞”的滋味。两次世界大战中用尽一切手段争取完全胜利的思维方式和作战方式如雪崩一样坍塌，不得不让位于地缘政治中一种全新的战略平衡观念。
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又是怎样营造自己的战略地理环境的？
萨达姆第一个就抛开了原来的主要支持者和武器提供者前苏联。他的行为使达成反对他的国际共识变得轻而易举。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价说，“如果莫斯科支持伊拉克，美国的选择自由将受到严重制约”，“前苏联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其重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国防部长切尼说：“伊拉克在政治上十分孤立，联军的空袭作战不会引起邻近大国的干预，而美国在其他地区作战往往要考虑这一问题。”
伊拉克与大国关系如此，与邻国的关系更糟。
北面的土耳其切断了伊拉克的输油管，允许联军利用土耳其的机场和基地攻击伊拉克。东面的伊朗与伊拉克打了八年战争，交恶更深。战争期间所有伊拉克飞往伊朗避难的飞机和飞行员都被悉数扣留，战后也不归还。西面的叙利亚长期以来也是对手，它派出一个装甲师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进攻伊拉克。南面的两个邻国，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则邀请美军大规模进驻，成为联军攻打伊拉克最大的前进基地。
伊拉克的所有邻国中，只有经济脆弱的约旦和它保持联系。约旦之所以如此，不过是为了换取低价的伊拉克石油和更多的贸易机会，给自己的经济输血。
这就是伊拉克的地缘政治环境。既无大国支持，又与邻为壑，只剩下“四面楚歌”四个字。如此环境中谈把海湾变成第二个越南，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在海湾战场大打出手的美国，再也不存在朝鲜战场上的38度线和越南战场上的17度线了。
与当年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用了四个“错误”描绘朝鲜战争不同的是，海湾战争期间的参联会主席鲍威尔用了五个“理想”。他说：“沙漠风暴行动是与理想的敌人进行的一场理想的战争。……我们获得了理想的联盟、理想的设施和理想的战场。”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用兵规模最大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持续3年，用兵44万，美国官方统计死亡失踪54246人；越南战争持续14年，用兵55万，死亡失踪58209人；海湾战争用兵44万，43天解决战斗，阵亡146人。通过对这三场战争所用兵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比较，再参看它们的持续时间和伤亡人数，可较为清晰地透视仅通过一场战争难以透视的那些深层帷幕。当左右一场战争胜败的地缘政治因素大大超过军事技术因素的时候，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就不能仅仅是几件高技术兵器了。
研究失败——美军的警醒
美军战史教学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较注重研究失败。至今他们还在反复研究越南战争，对海湾战争的研究却着力不多。越战是美军战史中最惨痛的一笔，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却至今念念不忘，一堆高级军官还扎在那里，反复探讨美军当初怎么一步步深陷泥潭。世人以为其最耀眼的海湾战争，却放在一边至今未列人教案。即便讲课中偶然提到，也必有用心良苦的安排。例如国家军事学院的“突袭、蒙骗、预警和战争”一课列举五个战例，其中出现了海湾战争，与之并列的却是1968年越军的新春攻势。听课学员在领略“沙漠风暴”头一天美军有能力把精确制导炸弹扔到萨达姆头顶上的同时，也领略到越南人民军能够在新春佳节的凌晨，突然把攻势推进到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和驻越美军司令部门前。
人们常说失败是警钟。美军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研究越战，无非想从失败中获取胜道。现在很多美国军官直言不讳，认为海湾的胜利来自越南。当年从金兰湾狼狈撤出的第二十三步兵师的两位青年军官克林·鲍威尔少校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中校，海湾战争时皆以四星上将军衔担任美军指挥作战的首脑。前者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者是海湾战地美军中央总部司令。连胜军的统帅也从败军中一身泥水摔打出来。
失败是警钟，胜利又何尝不是警钟。海湾战争之后，他们的军事评论家纷纷指出美军发展中的那条马鞍形路线：前次胜利往往导致下次失败。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吹昏了美国人的头脑，导致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连续失败。如果被海湾的胜利吹昏头脑，必然在下一场战争中失败。军队内部也不断有人告诫海湾战争局限性很大，对未来作战的指导十分有限。现在他们几乎没有人再把海湾战争的胜利看作是单纯高技术兵器的胜利或军事胜利，而越来越强调取胜过程中地缘政治的因素。曾任美参联会主席的鲍威尔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沙漠风暴行动是与理想的敌人进行的一场理想的战争。……我们获得了理想的联盟、理想的设施和理想的战场。我们在总结战争经验时应该格外当心。”
对失败揪住不放、对胜利格外当心的心态推动下列现象出现：冷战时期美军组织的对抗演习多数是扮演“蓝军”的美军获胜；海湾战争后则一反常态，大多数对抗演习的结果是“红军”胜，“蓝军”败。1994年罗得岛州纽波特海军军事学院举行的大规模海上对抗演习最为典型。在这场有8名海军将军、40名海军上校和一批政策分析家参加，设想下个世纪初于西太平洋沿岸与某大国发生对抗的演习中，美国海军遭到沉重打击，实施有效防御之前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被巡航导弹击沉，海上编队只有铩羽而归。
这种一次又一次置自己于败军位置的做法，给我们什么启示？如果认为这是自认失败、自甘失败、自取失败，就大错特错了。哪一个军人不梦求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直面失败、设想失败、研究失败，恰是一种更加急切与旺盛的求胜心态。
原因很简单：作为军人，必须警钟常鸣。
兵贵神速的奇迹与尴尬
任何一部兵书也不忘写下这四个字：“兵贵神速”。
任何一个挖掘历史经验的人也不忘记写下这四个字：“机不可失”。
1999年6月12日凌晨，这些书本上的精彩理论变成了实践中的具体行动。就在踌躇满志的北约准备按部就班完成对科索沃的分区占领之时，俄军一支200人的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然进人科索沃，抢占了普里什蒂那的机场。
东方西方皆目瞪口呆。这支部队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谁批准了这次行动？世界舆论大哗。在俄外交部长费力地解释、美国务院发言人故作轻松、资深评论家们来不及用完早餐便纷纷加人对事态的分析之时，这支部队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像一颗钉子一样钉死在了那里。
科索沃战争中一枪未放的俄罗斯，其在巴尔干被动的战略地位顿时改观。
为什么一支200人的部队能够产生这样重大的后果？
第一，在于占有了先机。先机就是主动，就是主导。兵贵神速，其“神速”就体现在抢占先机这一点上。对俄罗斯来说这尤其是一步险棋：如果再不进人科索沃，也许就永远失去了进人的可能。北约空袭了78天却让俄罗斯人首先进人，从西方角度看，无论如何也有被人家摘去了大桃子的感觉。
第二，在于占据了要点。从现代空中机动与空中作战看，一万平方公里的科索沃，最重要的就是普里什蒂那机场这一点。所以北约的“维和指挥部”也选在这里。200名俄罗斯士兵的突然抢占，既点到了科索沃的穴位，也点到了北约的穴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