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心人劝我回避难点。捷克军官米洛斯·罗德维尔悄声对我说：何必真照要求的那样，讲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其存在理由；反正规定时间有限，讲一下国家的人口、自然面貌、物产和风土人情时间就到了，政治问题你可以绕开。
我知道罗德维尔中校的好心，他怕我为难。我也知道如果想回避的话，确有空子可钻：按照统一规定，发言时间被限制在12分钟内。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成就，只要把一些图片摆上去，把一些数据列出来，也就足以引起惊叹、把时间填满了。
但我更知道其他人的期待。很多学员最大的期待，恰恰是要我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清楚中国与他们大不一样的“政治性问题”：为什么要共产党的领导？
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站在讲台上，我只用那些最简明直观、哪怕对中国一无知的人也能够理解的事实，回答这些“为什么”。20世纪初，中国是一个跌倒的巨人，半殖民地、半封建，任西方列强人侵、掠夺、凌辱；20世纪末，中国是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巨人，独立自主，繁荣昌盛，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连接世纪初与世纪末这百年沧桑的，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和发展之路。
台下听得非常安静。多数军官来自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中国的命运，很多国家现在仍然在受别人的控制。说中国经历的屈辱，他们有同感；说中国现在的成绩，他们由衷赞叹。最初被认为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国家命运与民族命运的交织之中，变为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寻找摆脱贫穷、落后、战乱、被掠夺与被肢解命运的道路，如何真正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
我现在依然清楚记得那一张张全神贯注聆听的面孔。这些面孔有黑色的，有黄色的，也有白色的。虽然他们生活在与我们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中，但当你不绕弯、不躲闪、单刀直人只用事实说话的时候，他们理解了你表达的意思。
对我这12分钟发言，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这次经历给我印象十分深刻。还有什么比事实更有说服力的呢？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两大紧迫课题：救中国与发展中国。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6条军舰、4000名陆军就能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000名英军、7200名法军就可以长驱直人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一纸《马关条约》不但开辟了空前的割地赔款，更使满清王朝经营30年以图通过“洋务运动”获得发展的美梦彻底破产。
当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这两个命题，满清王朝一个也完成不了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了中华民族实现自身利益的第一道障碍。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的政权，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加速自己的覆灭命运。正因如此，一个文弱的孙中山，也能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为口号，令延续2700余年的封建制度在中国轰然倒塌。
推翻满清创立民国，但旧中国那种随意被踢开国门、东西方列强随时可进来烧杀抢掠的现象，并未因满清王朝的崩溃而结束。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曾经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但就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操纵下的巴黎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盘转让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在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中倒台了，国民党政权又先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后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丢掉了华北。至于为何日本关东军以19，000的兵力就敢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以8400兵力就敢对10余万兵力的二十九军发动七七事变，除了“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政权再做不出其他解释。
百年中国的政治舞台，各种力量熙熙攘攘，来来往往，都不乏机会走到前台表演一番，但有谁能够救中国于水火？在守护民族利益和扞卫国家安全面前，这些政治力量是多么地衰落和多么地软弱，而这种衰落与软弱又在招致多么巨大的灾难。一百多年来的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
无穷无尽的灾难中走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震惊中外的艰苦卓绝奋斗向世界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既是共产党人的坚强决心，又是共产党人的坚决行动。新中国诞生，标志着东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就可轰破中国国门肆意掠夺的时代，一去不返。
有人并不相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新中国发出一次次警告，哪一次被傲气十足的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放在眼里。仁川登陆之后，他之所以敢于指挥部队向三八线以北全力挺进，就是根据一条坚信不移的结论：中国不会出兵。至于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旧中国虚弱之至衰落之至一推即垮一碰即倒的形象，是其头脑中反复叠现的参照。这个深刻的印象，对于推动美国战争决策者实行占领朝鲜全境的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敢于向国内一切腐朽的旧势力宣战，而且敢于挥师人朝作战的壮举。一百多年来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中华民族第一次不再妥协与退让，选择了坚决抗争。就是通过这个事实，全世界才真正清楚认识到毛泽东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建立六十余年来，包括历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也包括用“一国两制”方式完成香港、澳门的和平回归并继续保持两地的繁荣，证明的都是一个道理：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所有政治力量当中，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最坚决、最有效地扞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华民族对今天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对自己根本利益的选择。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是救中国，并在此过程中实践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这个道理，那么第二、第三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则是发展中国，并在这一过程用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就是小平同志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1999年增加20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7位。199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之时，12天创造的产值已经等于1952年全年的产值。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更达到8.9万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现在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工业产品的产量，以及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等农产品的产量，都居于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1999年达到1580亿美元，2000年更达到1656亿，成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20世纪末中国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已于1995年提前实现。这种巨大历史的进步证明着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中国获得如此高速的发展。
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的讲台上，与其说我在解释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如说在讲述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的救亡和发展这两个命题，给其他国家的军官留下深刻印象。下课后菲律宾的加维尔上校把我拉到一边，一定要合影留念。印度海军中校卡夫打听到我的住地和房间号码，晚上专门赶来，送给我一条印度海军的领带。他们的社会制度与我们不同，他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幸运。匈牙利的斯潘克斯上校在我房间坐了很长时间，告诉我他的叔叔曾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成员，1956年后移居国外，现在看见匈牙利这个样子，也不想回来了。他最后说：我们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希望你们坚持下去，相信一定成功。
与他们相比，我们确实值得庆幸。历史对中国是严峻的，也是宽厚的。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救亡与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