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文革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启，对知识分子来说，其意义不亚于改天换地、重获新生，甚至比1949年的全国解放更值得欢欣鼓舞。文革十年，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迫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但失去了启蒙大众的资格，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的权利也被剥夺，许多知识分子甚至被迫害致死。“四人帮”的逻辑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知识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已经不是教化大众的资本，而变成了把自己推向人民对立阶级的罪证。文革十年，知识分子普遍沦为“臭老九”。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在这段历史中，知识分子是背负着沉重的自卑感和原罪意识而忍辱负重地一路走来的。1978年3月18日，当重新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郑重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在场的知识分子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人民大会堂上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种政治认同的意义是非凡的。从新中国建立伊始，广大知识分子就始终生活在身份认定的焦虑之中。邓小平的讲话，无疑代表了国家意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接纳。这是新时期知识分子获得精英意识的最根本的原因。
和知识分子一起获得政治认同的还有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在“四人帮”的眼中，科学技术是知识分子“与人民为敌”的罪证，科学知识连同知识分子一起被妖魔化了。而邓小平的结论是：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在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如果说知识分子政治身份的平反赋予了知识分子挺直脊梁做人的资格，那么对科学技术的重新界定则赋予了知识分子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产生庄严、崇高的神圣感。至此，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又失而复得。但是，对于刚刚结束梦魇的知识分子来讲，此时国家意识形态赋予他们的，和他们自己奢求的，也仅仅是身份的归属问题，而不是身份的超越问题。换言之，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政治平反，也只是说明，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被置于与工人阶级相当的地位，被纳归到人民的内部，而不再是人民的对立阶层。而此时，还绝对谈不上知识分子要优越于普通民众（当然，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不敢有这种非分之想）。所以，在我们今天看来，当时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确立尚不充分，还没有达到足以对大众进行启蒙的程度。
基于这种判断，我们认为，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很难称其为完全意义上的启蒙文学。我们知道，伤痕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展示文革极左路线给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造成的身心伤痕，从而否定极权政治的合法性。知识分子是伤痕文学的主角，这不仅指涉知识分子是伤痕文学的创作主体，同时也指涉知识分子还是伤痕文学的形象主体。在伤痕文学中，知识分子一般都是以受害者的弱者形象出现的，这既有历史的真实，也不乏知识分子的乞怜动机。“作家们努力为知识分子洗掉脸上的泥污，为其辩护和请命，但依据的价值仍然不是知识分子的。”由此可见，伤痕文学之于知识分子，还只是在于颠覆以往知识分子的妖魔化形象，或者说是旨在自救，而不是启蒙大众。其根本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实在还没有这样的自信。
伤痕文学在当时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发展到后来，伤痕文学已经部分地偏离了初衷，由展示伤痕转向了对知识分子“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雄”形象的塑造。比如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等，均将知识分子塑造成了“落难的英雄”。虽然这一转变是悄然而轨迹模糊的，但其意义却是重大的。当初的王晓华（卢新华的《伤痕》）、谢慧敏（刘心武的《班主任》）等都是脆弱的“伤者”，而到了范汉儒（《雪落黄河静无声》）、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陆文婷（《人到中年》）那里，他们头上都平添了一束耀眼的光环。这种转变反映了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进一步加强，说明他们在自我定位上已经有了更高的追求。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纯粹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诞生。由“伤者”到“英雄”，这不仅仅是文学形象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知识分子们内心深处自我认同感的回归和强化。
启蒙问题的核心是现代性问题。无论是“五四”启蒙文学，还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文学，反映的都是知识分子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短暂的拨乱反正之后，现代性的焦虑重新困扰着新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在重新找回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心理问题后，新一轮启蒙文学的高潮旋即发生。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新启蒙文学与“五四”启蒙文学还是存在诸多微妙的区别。
首先，在对待大众的姿态上，已经发生了逆转性变化。在“五四”启蒙作家眼中，被启蒙的对象，始终是“沉睡者”、“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启蒙主体对启蒙对象采取的是一种俯视的态度。而新时期的启蒙作家们，对大众采取的是一种谦卑的态度，他们将人民神圣化，充当人民的代言人，对启蒙对象采取的是一种平视甚至是仰视的态度。比如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小说中，马缨花、黄久香等大众出身的朴素女性就成为知识分子灵魂和肉体的拯救者。在整个新启蒙文学中，在题材的选择上，新启蒙作家对大众采取的也是一种“献媚”的态度。这种献媚表现在文学的中心始终追随着大众关注的焦点，比如伤痕文学回应拨乱反正，改革文学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摇旗呐喊，寻根文学无疑是文化热的伴生物。
其次，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新启蒙与“五四”启蒙也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五四”启蒙文学对待传统文化采取了“婴儿与脏水一起泼掉”的全盘否定姿态。在“五四”启蒙作家的眼中，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糟粕，是必须大力鞭挞、打入深谷的。但是，重新扛起“五四”启蒙大旗的新启蒙者们，却以截然相反的态度继承了先贤们未竟的事业。同一个国度，同一个现代性的梦想，同一个文化底蕴，但是被“五四”启蒙者们视为妖魅的传统文化，居然摇身一变，在新启蒙者们眼中成了济世救人的灵丹妙药，成了民族振兴的精神之母。“于是，我们看到了韩少功湘楚文化的恢弘，李杭育吴越文化的清扬，贾平凹秦汉文化的古朴，郑万隆远东文化的神奇，钟阿城道家文化的玄远，郑义汉道德伦理的故土情结，王安忆儒家仁义精神的遗留，扎西达娃藏民族的隐秘岁月，还有杨炼文化诗歌中的东方神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因为，“五四”启蒙的理论依据是西方启蒙主义的“民主、科学”观念，所要完成的是反封建的历史主题；而1980年代的新启蒙，其主观动机在于精神寻根，向传统文化追问民族何以振兴的答案。
对待大众和传统文化的这种姿态，暴露了新启蒙知识分子内心深处自信的犹疑状态。随波逐流、缺乏批判的保守主义使新启蒙从开始之初就带有很强的不彻底性，这也注定了这次启蒙的最终命运只能是半路夭折。很显然，新启蒙知识分子的这种姿态无疑具有历史遗留的痕迹，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后来，对新中国文艺走向起决定作用的毛泽东的历史观和文艺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传统文化和人民大众的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认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同时，在新文艺的资源挖掘上，毛泽东也强调要向民间文化汲取营养，着力打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戏曲改革”、“新民歌运动”等等。在建国后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甚至真的从内心深处对自己产生了厌恶感，认为自己是罪恶的。这从根本上颠覆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所以，虽然新时期开始后，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冤屈得以平反，但是心理和思维的惯势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根除的。
被认为是“我们的根”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像新启蒙作家们想象得那样神奇，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之旅在迷茫中被搁置了。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精神寻根”已经成为遭人嘲笑的迂腐之举，价值规律在各个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霸主。第二次启蒙文学就这样徐徐落下了帷幕。当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全球化时代背景的到来等因素，客观上也为这次启蒙文学的及早退场起到了清道的作用。“文学意识偏离启蒙而泛化，首先是由于国家中心文化偏离政治斗争而转向经济变革。依附于这个中心的改革文学首先偏离政治启蒙，实际上对启蒙进行了最根本的消解，以至于由改革文学引申延续出商战和儒商文学，始终远离启蒙。”“全球化取代现代化成为一种崭新的时代背景，这或许是对这种嬗变的最为精辟的概括。很自然地，在全球化所生发出的新的时代氛围里往昔所普遍遵循的价值规范皆面临分解重组的命运。在这一秩序的突变过程中，作为现代性核心内涵的启蒙不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两次启蒙文学从发生到终结，其实是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关联的。无论是“五四”启蒙，还是新时期启蒙，都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利目的。它们在无形中充当了“匕首”和“投枪”的角色，带着解构和建构的双重任务冲上文坛。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认同，精英意识的强化与弱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功利目的的影响和制约。这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惯性的必然结果。
三、启蒙：遭遇尴尬的时代
改革开放的进行和经济利益原则的确立，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物欲追求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遮蔽和干扰也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商品经济的大潮和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惯于“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开始是不屑，继而是批判。但是，这种愤愤的声音已经被街头廉价商品的吆喝声所淹没，丝毫吸引不了大众的眼光。一夜暴富的神话成为最能招徕听众的故事。随着彩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家电纷纷“飞入寻常百姓家”，知识分子们在某一天清晨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如此贫寒。厚厚的眼睛片、破旧的中山装、局促的斗室、简单的饭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知识分子昔日的辉煌已经烟消云散了，在这个城市中，他们已经是一群默默无闻的边缘人。同时，随着影视、网络等现代图像媒体的迅速膨胀，文学的领地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人们休闲的主要方式是看电视、上网，而不再是坐下来浏览杂志、阅读小说。即便是在文学阵营内部，以往的格局也由于新媒介的出现而遭到颠覆。
在此之前，文学的生产是有严格的资质限制的，大部分文学产品只能出自专业作家的笔下，并且还要经过三级审查，因此具有垄断性和神秘性。专业作家的权威和光环就是建立在这种垄断性和权威性之上的。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人可以执笔创作，且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网络上发表。大量网络写手的出现，极大地消解了传统作家的崇高感和神秘性。陶东风教授将此称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第二次“祛魅”。“第二次的‘祛魅’所袪的也恰好是这个关于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神秘性和稀有性。”在作家阵营内部，王朔第一个用调侃的方式表达了作家精英意识的丧失，他说自己就是“码字工”，并且视作家为“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一些人。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王朔气”，但是文学和作家丧失了昔日高高在上的神圣感这种论断应该能够成立。
中心话语权的丧失剥夺了知识分子言说的冲动，因为那只能是没有听众的自语；囊内羞涩的尴尬使曾经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他们只能“破帽遮颜过闹市”。在这样的历史境地中，精英意识已经失却寄生的土壤，取而代之的只能是摇头和叹息。
文学启蒙已经无从谈起。且不论这种启蒙是否还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就是知识分子本身都对自己的启蒙资格产生怀疑。谁在启蒙？启蒙谁？这种对启蒙主客体的拷问使启蒙本身变得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同时，许多学者还对历史上的两次启蒙文学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厉的质疑：启蒙的强权话语是否遮蔽了其他的话语形态？两次启蒙文学是我们文学的幸事，还是灾难？
总之，启蒙在当下已经失效了。这种判定也许有些武断，因为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中，仍存在启蒙的冲动。但是在大众文学领域，启蒙的失效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热潮。这种热潮的兴起，源于人们对知识分子操守、品质的质疑。按照班达为知识分子下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但是，随着现代工业的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淹没在专业人士的面孔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不一定非要以牺牲社会责任意识为代价，二者并不矛盾。在这个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追逐假象的平等而否认进步与平庸的差别，那样只能导致集体的平庸。如果为了讨好大众而故意抬高大众，否定启蒙，这无疑是在愚弄大众。掌握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理应代表社会的精英，时代需要精英，时代也需要启蒙。“时代是由多种声音构成的，在容忍私人性话语的同时，也应该容忍知识分子的启蒙声音，多种声音的交响共同构成一个时代多元丰富的文化精神整体。”鲁迅先生当年在作品中揭露的国人的诸多“劣根性”还没有完全根除，有的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国人达到“成年”状态的路还很长。毋庸讳言，目前，知识分子自身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社会需要报之以宽容的姿态，重建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赋启蒙文学以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