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将一批被称为“红色经典”的艺术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一直热度不减。但遗憾的是，在众多改编剧中能够得到观众好评的实属凤毛麟角。这也不足为怪，在这些改编作品中，“红色经典”已经被涂抹得面目全非：《苦菜花》中的革命母亲冯大娘与特务头子王柬芝两情相悦；《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凭空冒出了个初恋情人，与土匪的老婆一往情深；在《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与吴琼花的爱情纠葛成了主线，甚至出现了两个人激情拥吻的镜头！“戏不够，情来凑”，如此荒唐的改编，观众岂能买账？
如此改编，缘于改编者走入了这样一个认识的误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情感戏、家庭伦理戏占据影视主流的时代，只有在“情”字上做足文章，才能使“红色经典”改编剧受到现代人的青睐。于是，“三角恋”、“婚外情”就被凭空移植到革命英雄人物的身上，甚至有的导演还不无得意地宣称，这是尊重人性特征、丰富人物形象！
“红色经典”产生于特殊的历史年代，记录了中华民族血雨腥风的悲壮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其他艺术作品是有区别的。历经时间的检验，“红色经典”以其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鼓舞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在它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乐观、勇敢、奉献、向上的精神品质。在一个消费主义和物欲原则盛行的时代，“红色经典”再度走红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以“躲避崇高”、“个人至上”来标榜自己的当下文化已经遭到厌倦，而“红色经典”的硬朗作风，以及它所弘扬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爱国奉献等精神内涵，如一缕清风、一汪甘泉，令人耳目一新。而上面提到的这种改编套路不仅忽视了观众业已形成的对“红色经典”的集体记忆，而且逆观众好恶而动，其失败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戏说”、“恶搞”“红色经典”引来骂声一片，这让许多改编者幡然醒悟，于是，忠于原著成为近期改编者诚惶诚恐地遵循的金科玉律。随之而来，另外一种改编的误区也端倪渐露，那就是不分良莠、全盘继承，竭力还原原著的本来面目。比如在新近完成的根据现代京剧《沙家浜》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首映式上，该剧导演就一再声称：《沙家浜》是“百分之百”地保留了“原著味儿”。同样，《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其他近期完成的“红色经典”改编剧的负责人也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作品是绝对忠于原著的。事实证明，这种“绝对正宗，如假包退”的承诺确实得到了兑现。在《沙家浜》上映前，大家一直担心由许晴主演的阿庆嫂会和陈道明主演的刁德一生出一段情感故事来，所幸这一顾虑果真没有出现。《沙家浜》、《霓虹灯下的哨兵》、《红旗谱》等近期完成的“红色经典”改编剧，均吸取了先前改编剧失败的教训，抛开“无情不成戏”的情感路线，还原历史，忠于原著，保持了“红色经典”固有的“红色”特征和“经典”气质。由此，“红色经典”改编剧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一度恶评如潮的不利局面，开始受到观众的青睐和好评。
这说明，在观众、学者和影视主管部门等各方面的共同影响和干预下，“红色经典”改编已经逐步走出了“戏说”的误区，渐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凡事不能矫枉过正，对“红色经典”改编来说，从原著出发、尊重原著本无可厚非，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固守原著、拘泥于原著，否则“红色经典”改编就从一个误区走入了另一个误区。
我们知道，大部分“红色经典”产生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极左思潮的痕迹较为明显。特殊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经典”，“红色经典”本身并非完美无缺，甚至如果仅从艺术的角度衡量，有许多作品很难称得上“经典”。比如，在主题设置上，“红色经典”表现出唯政治是从的单一性，许多后来被历史证明为错误的路线、方针，却是许多“红色经典”当时大力鼓吹的对象；在故事情节的编排上，“红色经典”具有线索单一、模式化严重的不足，基本脱离不了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人物塑造方面，“红色经典”的先天不足是群体性有余、个体性不足，人物基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我”，而没有作为个体存在的“小我”，对人物身份的评判则是简单的唯成分论。对于电影和革命样板戏这样以表演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艺术作品，部分“红色经典”的不足还表现为表情夸张、动作生硬、语言口号化等等。
正因为“红色经典”本身存在着这样的诸多缺憾，所以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不但要有所继承，更要有所扬弃。在“戏说”“红色经典”的改编路向大遭诟病之后，有些改编者们又表现为过于保守，只讲继承，不言扬弃，视原著为“太岁头上之土”。比如，在现代京剧《沙家浜》中，躲进芦苇荡的郭建光和战友们曾经有一段对话，在对话中郭建光颇为生硬地引用《毛主席语录》中的一句来鼓励伤员：“最后的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类似的语言硬伤在“红色经典”中是很常见的，这是特殊的历史造成的。在改编过程中，类似的瑕疵应该被消除。遗憾的是，在由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中，改编者也原封不动地把这句“语录”照搬进来，让人感觉非常滑稽。在该剧中，为了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著，导演甚至要求主要人物的服饰都要与京剧版《沙家浜》中人物的服饰一模一样。这未免就有失教条了。再比如，“红色经典”原著中多有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廉价的抒情，做作矫情，在改编的过程中也应该被修正，但许多改编剧也原封不动地全盘照搬。
其实，对任何艺术作品的改编都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其中必然包含了改编者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任何想要原封不动地恢复原著本来面貌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尤其如此。“红色经典”本身固有的先天缺陷使抱残守缺式的改编丧失了必要性，也使改编本身失去了意义。况且，许多改编本身又涉及到艺术形式的转换、表现内容的拓展等诸多问题。比如由现代京剧改编成电影，就要求人物的语言形式、台词内容、动作表情等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由电影到电视剧，从短短的几十分钟到洋洋洒洒几十集，没有情节内容方面的充实更是不可想象的。
行文至此，“红色经典”的改编似乎已经陷入了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改，遭人批判，不改，遭人指责。既然是“改编”，“改”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之前的“戏说”“红色经典”之所以遭人诟病，是因为改编的路向不对，改了不该改的，加了不该加的。那么，什么是应该改的，什么是不应该改的？“红色经典”之所以经久不衰、堪称经典，关键因素是其核心精神。无论是“红色经典”诞生之初，还是事过境迁的当代，“红色经典”撼动人心的力量始终在于其精神内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奉献精神，以及“人间遍种自由花”的理想主义……既然如此，核心精神就成为“红色经典”改编不可跨越的底线，跨越了这道底线，就是跨越了观众可以承受的道德底线，观众是不会答应的。除此之外，改编者还要对“红色经典”固有的缺陷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错，“红色经典”确实并非十全十美，但是有些缺陷是弥补不了的，也是不应弥补的，因为这些缺陷已经成为“红色经典”的构成要素之一，修复了这些缺陷，“红色经典”就已经不是“红色经典”了。比如人物个体性不足的问题，确实，无论是叱咤林海雪原的杨子荣，还是心系集体、艰苦创业的梁生宝，无疑都是一个群体性的英雄，缺乏自我一面的展示，未免有失丰满。但如果像有的改编者那样，将杨子荣塑造成一个儿女情长、风月无边的英雄，那他还是《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吗？哪些缺失可以弥补，哪些缺失不可弥补，关键是要看是否损伤原著的核心精神，而不是把我们今天的当代意识强加到“红色经典”的上面。
在尊重原著核心精神、不破坏人物总体形象的基础上，对于其他一些缺失，尤其是一些影响观众审美感受、不易为今天的观众所接受的缺失，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语言政治色彩浓厚、动作表情做作夸张等均可以放开手脚，大胆斧正。只有这样，才能使改编工作避免简单的复制，使“红色经典”历久弥新，永葆艺术魅力。
高明的改编者应该具备还原历史、重建历史情境的能力。在尊重原著核心精神的前提下，把人物和事件重新放置到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中去理解和把握，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丰富内涵、增加容量，这样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就能够取舍适度、游刃有余了。也唯有如此，才不至于使“红色经典”的改编刚刚走出一个误区又进入另外一个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