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春平小说创作的思考
一
文学离不开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永远的根柢所在。
但是今天，重申这个基本的文学命题却可能遭遇很多人的不屑。当前的创作界和理论界普遍存在着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轻视态度。这主要源于我们对一段特殊历史的不满和反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当代文学与现实生活保持着一种畸形的紧张关系，文学跟在社会现实/政治的后面亦步亦趋，充当传声筒和留声机。在政治话语的强力干预下，文学只能表现被“圈定”的单一向度的生活，甚至只能按照既定的意图演绎生活、复制生活，文学因此丧失了本应千姿百态的多样性，也牺牲了轻灵的翅膀，由“飞翔的文学”沦为“爬行的文学”。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轻视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由，我们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历史地看，迄今长达六十余载的中国当代文学，其实一直没有正确地处理好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抛却“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不论，即便是被称作文学黄金期的80年代，在这一问题上也是存有误区的。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这几乎构成了从新时期开始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主要的文学流脉。纵观这一连串的文学思潮，哪一次不是对社会现实的从属呼应而产生的？伤痕文学之于政界的“拨乱反正”，反思文学之于对文革的历史沉思，改革文学之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寻根文学之于蔚为大观“文化热”。虽然时代语境和文化语境已与之前大相径庭，但是，80年代文学在处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时所采取的认知逻辑和思维理路，与此前文学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表现形式上稍有差异而已。
先锋文学的出现彻底终结了这种局面。如果说80年代中期以前的新时期文学还在历史的惯性下或隐或显地延续着“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思维逻辑和创作传统，那么，作为一种反动力量出现的先锋文学，则生生地终结了这种惯性运动，文学从对社会现实的“忘我”跟进中蓦然转身。遗憾的是，这种转身的结果，并不是身归正途，而是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这个误区步入另一个误区。当代文学由注重“写什么”转向痴迷“怎样写”，对叙事技巧的探索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在先锋文学那里，生活本身已经无足轻重。先锋文学作家“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所以，这种失却了根柢的创作，从其肇始的一刻就注定难以走得更远。
我们很难求证先锋文学对其后当代文学的发展到底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先锋文学始，当代作家对叙事技巧、创作技法的片面追求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先锋文学遗留下来的对现实生活取轻视态度的创作传统也影响深远。
近年来，针对当代文学的各种质疑、批判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仔细检省，当下的文学创作确实也存在诸多问题。在我看来，1990年代以降当代文学的种种病症，其实很多都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说到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私人化”写作是回避不了的。“私人化”写作当然算不得当代文学的一种症候，作为对此前无个性的“群体化”写作的反动和对现代文化语境中商品、物质、财富、权力、技术等对人的主体性的挤压的抗争，“私人化”写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藉此就将文学拘囿在狭仄的个人小圈子，作家只是沉迷于一己的悲欢喜怒、爱恨情仇，甚至满足于展览“个人隐私”，放弃对现实世界的观照，尤其是当这种趋向已经演化为一种普遍的风候，那么，文学的发展就步入了歧途，进入了病态。个人化的生活当然可以进入文学，但是，进入文学后的个人化生活所承载的精神意义就不应该仅仅是个人化的，而应该具有折射整个时代或整个民族精神镜像的功能。但是，“一叶知秋”式的写作有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求作家不但要熟知“一叶”，还要对整个“秋”有个全面的了解、精准的把握。而我们许多在“私人化”写作路径上攀爬的作家，缺乏的恰恰就是对外面现实世界“满园秋色”的了解。换种说法，如果对广阔的现实世界茫然不知，那么作家能够做的，恐怕也只能是关起门来经营自己的风花雪夜、一己悲欢了。
消遣性的增强、娱乐化的泛滥也是近年来某些文学作品的一个不良趋向。这些作品过分强调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依靠婚外恋情、猎奇故事、玄幻魔法等吸引读者眼球，放弃了严肃意义上的追问和反思。我想，这可能也与某些作家不了解现实，不了解生活，最起码是不了解他们自身之外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不难想象，如果将这些作家置身于中国几千万目前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群体当中，如果他们真正直面了社会底层严酷的生存之痛的时候，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还会具有制造游戏、消遣娱乐的兴趣和勇气。
如作家葛红兵所言：“我们不缺乏经验，也不缺乏虚构，我们对经验、对小说艺术、对作家的虚构能力的重视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缺的不是创作的能力，而是对当代生活的低调的、匍匐的观察和总体性的理解。”当代的许多作家，已经丧失了对生活应有的虔诚和敬畏，尤其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倾向贵族化，咖啡店、酒吧、电脑桌、学术会议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他们与现实生活，尤其是与底层百姓生活之间的通道已经越来越窄化，几近阻塞。对当下生活的陌生，传导到创作中就是文学文本或者缺乏鲜活的原生态质感，生硬干瘪，异化变形；或者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有效介入，自说自话，言不及物；或者对现实生活的穿透力不强，浮光掠影，流于表层。同时，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因为没有沉潜到生活的底层和内里中去，作家的精神取向难免精英化，文学应有的大爱和悲悯精神也就随之流失掉了。
是的，作家应该对生活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对现实了然于胸，其创作才能从根柢上发生翻转。那么，当代作家应该如何深入生活？在此，本文以作家孙春平为个案，通过他深入生活的经历和前后创作的裂变，力图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参考。
二
迄今为止，孙春平共有两次以基层挂职的方式长期深入生活的经历。
孙春平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出身于一个铁路职工家庭。三十五岁之前，孙春平的生活是与铁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父亲和许多亲属都是铁路职工，上学后就读的是铁路职工子弟学校，身边的同学、朋友几乎清一色的“铁老大”子弟；下乡返城后，孙春平自己也被分配到铁路系统工作，当过工人、库管员、共青团和党委宣传部干部。及至娶妻成家，妻子又是一名铁路职工！孙春平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任何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脱离他自己的生存环境。由于对铁路生活异常熟悉，孙春平的早期创作基本没有离开过两根钢轨，甚至1984年调到锦州市文联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仍然如此，以至于当时有人戏称他为“铁路专业户”。“铁路部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的管理，这种管理对企业运行当然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但对文学创作来说，就可能影响了写作者的生活视野，思维方式也难免循规蹈矩，有所束缚，就像那两根铁轨，大轱辘只能在上面转，一丝一毫也偏离不得……铁路生活当然也是一种题材，但是我已感觉到自己的思路放不开，脑子被两条铁轨辖制住了，创作领域太狭窄。”认识到这一点，孙春平于1995年向组织提出了到基层挂职，以便深入接触更广阔的生活的要求。那一次，孙春平在辽西一个叫北宁市的小县城挂职市委副书记，一蹲就是三年。
2005年，时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经五十五岁的孙春平再次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辞去作协驻会副主席职务，到基层县区深入生活。于是，从2006年开始，孙春平被派往辽宁省辽阳县挂职县委副书记。这一次，孙春平放弃了自己生长于斯的辽西故土，选择了对他来讲相对陌生的辽南地区。对于这一选择，孙春平自己的解释是：“来省作协之前，我一直生在锦州，长在锦州，对辽西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第一次挂职的北宁也属于辽西。所以当时省委组织部征求意见问我想去哪里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犹豫，说去辽南。就辽宁地区来讲，辽南的文化和辽西还是有差异的，辽南的经济发展要走在辽西的前面，改革的步子大，开放的程度也更高一些，在市场经济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和各种观念发生激烈碰撞的今天，我觉得作家必须去熟悉，近距离地去了解和接触一些更新的东西。”至今，孙春平的第二次挂职虽然又已三载有余，但目前仍在继续当中。
在回顾孙春平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孙春平深入生活的经历，其实是始终在向自己既有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发出挑战的过程。这样的挑战是否有意义？这种诘问的背后隐含的其实是我们对生活本身的价值判断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入生活”开始成为文艺创作界一个响亮的口号。但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提倡下的被“深入”的“生活”是有着特定指向的，即特指工农兵的生活。除此之外的其他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是没有“深入”的价值的。用丁玲当时的话讲，“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上边，是脱离群众的，而我们又要写下边的这些人，因此要下去。”丁玲所说的“下去”，指的就是下去“深入生活”。这就意味着，在当时的价值判断中，生活本身被赋予了等级意义，工农兵的生活要先天地优越于知识分子的生活，所以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要谦逊地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了解、熟悉他们的生活，最终达到改造自我的目的。基于这种判断下的“深入生活”，无疑具有必要性。但是今天，在文学创作中，这种对生活的等级划分早已荡然无存，无论何种题材，无论表现哪个阶级的生活，在文学面前都是平等的。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文艺理论家胡风就指出：“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胡风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到处有生活论”。虽然这种论点在50年代遭到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的批判，认为“到处有生活论”“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革命作家必须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必须参加人民群众的斗争”，但是，拨开历史的雾霭我们看到，胡风的观点在今天仍不乏真知灼见。的确，处处有生活，人人有生活。那么，孙春平的这种深入生活是否就失去了意义，或者是重涉了历史的误区？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其一，今天，孙春平式的深入生活，已经不是深入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生活，他们面对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是“生活”本身。在当代中国，生活方式的变动不居，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存理念的巨大变化，要求作家必须要有敏锐的把捉能力。而这种把捉能力的获得，并不是坐在书房里喝着咖啡敲着键盘就能达到的。法国作家纪德说过：“大凡艺术失去了和现实的接触，和活的接触，就马上变成了技巧。”同时，作家的创作灵感也需要现实生活的激发，才能获得生命的活力。孙春平的经验是：“很多灵感只有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中，或者说换取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才能触发出来。如果一直局限于自己以前的那个小环境中，即便是头脑中已经‘库存’的某些东西，有可能也意识不到它的价值。”其二，处处有生活、人人有生活之“生活”，即高度个人化、幽闭化的生活能否担承起文学的重任？别林斯基说过：“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个人化的生活之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具有价值，是因为个人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反照着整体的特征。但是同时，个体并不完全等同于整体，个体化的生活与整个时代的文化和风候又具有差异性和非同步性。写作，从来就不是只关乎写作者个体的事，更不是写作者自娱自乐的个人化行为。这正是90年代以来“私人化”写作屡遭诟病的关键所在。由此观之，“深入生活”并不是我们翻捡出来的历史的陈迹，它对我们今天的作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深入生活呢？
这可能是一个很难一概而论的问题。各个作家身处的环境不同，自身的状况不同，能够被给予的条件不同，当然深入生活的方式也就难以整齐划一。在我看来，只要能够抵达对生活的深入，方式和形式已无足轻重。孙春平的方式是到基层挂职。挂职深入生活是中国当代作家早已有之的一种传统方式，五六十年代的许多作家都曾以这种方式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指的就是作家离开自己原有的工作岗位和生活环境，以另一种身份在基层深入生活。挂职有挂“虚职”和挂“实职”两种。所谓挂“虚职”，指的是作家只是被赋予了所挂职务的一种身份，但并不承担具体的工作。作家挂职的主要目的在于深入生活，在于为深入生活提供一种便利，挂虚职的方式使作家不必被日常性的工作所牵制，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交流、思考。孙春平1995年至1998年在北宁市的第一次挂职就是以挂“虚职”的方式出现的。但是，挂“虚职”在有此一利的同时也有一弊，那就是容易被“悬置”起来，难以接触到生活的内里，进入不到矛盾的核心。孙春平说：“上一次我在北宁挂职，虽然也是副书记，但没有直接分管具体工作。那就好比油花，不是在特别的温度条件下，只能浮在水面上，虽好看，却很难融入其中。研究具体工作时，有人也是三缄其口，顾左右而言他，让你难得要领。我觉得肩上有了具体的担子，更有利接触生活的实际内容。”基于此，在2005年申请第二次挂职深入生活的时候，孙春平就向相关部门提出要求，要挂“实职”，真正分担一部分实际工作。这一次深入生活，孙春平确实比前一次有了更大的收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挂“实职”就一定优越于挂“虚职”。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具备真正分担一部分实际工作、独当一面的能力，其次，所承担的具体工作对作家创作所形成的干扰和冲击有多大，作家能否有效地化解这种干扰和冲击，还得是因人而异，不能因为挂职而荒芜了创作。归根到底，虚职也好，实职也罢，都是手段、方法、路经，最终的目标都是对生活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