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的认识是否过于表面化了呢？卢新华确实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王晓华对于亲情、母爱的渴望，这通过她对火车上对面孩子睡梦中呼喊“妈妈”的羡慕、自己对母女重逢情景的想象以及得知母亲去世后表现出的巨大悲痛中都能得到彰显，但是，这些都并不能说明亲情得到了回归。当初，母亲被污蔑为叛徒，王晓华离家出走，和家庭决裂，和母亲断绝关系；现在，母亲得到昭雪，被证明是清白的，于是王晓华就又回到母亲身边，承认这个母亲。这说明，王晓华对待母亲取舍亲疏的唯一标准还是政治，在她的心目中，政治的重量还是要远远大于血缘亲情的。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晚上，快十点了，她手中还捏着妈妈的来信，她躺在床上看着，想着，恍恍惚惚，她已经回到家中，推开门，见妈妈正趴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见她回来，惊奇地喊了声“晓华”便朝她扑过来。她也百感交集地扎在妈妈的怀里。好久，她挣出头，擦着眼泪问：“妈，你在写什么？”“没，没写什么。”妈妈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于是，她疑惑地一步抢过去。夺在手上看时，上面却分明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哪里去？”“你管不着！”可是，妈妈已经抢先一步披头散发地拦在门口了。“啊！”她惊叫一声，从梦中猛醒，蓦地坐起在铺上，止不住双手按着怦怦乱跳的心。“回不回去呢？”她有些犹豫不决了。
对于这个梦我们不需要用弗洛伊德的复杂理论去解析，它向我们透漏的一个最直接的信息就是，在是否回家和母亲相见这个重大问题上，她心灵深处最大的顾虑，还是母亲的昭雪是不是真的。正常来讲，母女亲情是有血缘关系的，它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之一，但是在小说中，和政治相比，“母亲”这个伟大的称呼只能退居其后了。作者这样处理人物，反映了在作者的创作意识当中，政治思维还是占领着统治地位。这与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在本质上没有根本区别。
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界通过一系列的方针调整，完成的其实是一正一反两方面的工作，或者说肯定和否定两方面的工作。在文学创作方面，表现为通过建国初一系列“红色经典”模式作品的推出，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歌颂新生的人民政权，从而达到否定旧社会、肯定新生活的建构意图。《伤痕》这篇小说完成的其实也是这样的工作，只不过对象不同而已，在这里，控诉的对象转变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表现它对人的身心的巨大摧残，说明它的非合理性，所要达到的是一种肯定性的效果，即肯定文革后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在这里，无论是母亲身体上的伤痕，还是母子心灵上的伤痕，充当的都是一种论证过程中的论据角色，在本质上，无论作者是否能够意识得到，他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展示伤痕，展示伤痕只是作者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式。
三
在《伤痕》这部短篇小说中，除了王晓华与母亲这条显在的亲情叙事线索外，还有一条隐蔽的爱情叙事线索，那就是王晓华和苏小林之间的爱情故事。其实，就叙事资源来讲，王晓华和母亲之间的故事已经具备了自足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情节和主题都很完整的故事，剔除其中的爱情成分，于文章似乎毫无损伤。
我们知道，在“十七年”文学中，虽然爱情题材是一个禁区，很少有人涉及，但这并不妨碍在其他题材作品中掺入爱情因素或插入爱情情节。这无论是在主流的革命战争题材作品中，还是在“双百”方针鼓舞下，致力于干预生活的暴露文学中，均不乏例证。但是，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特征，爱情叙事的目的并不仅在于叙述和表现爱情的个体经历，更在于通过爱情叙事构设出相关历史语境中个体爱情的意识形态化存在，并同时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比如，在《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几乎全程伴随着爱恨情愁，从余永泽到卢嘉川再到江华。但是林道静的爱情经历，更多带有革命的成分。“她对爱情的选择是与对革命道路的探求相吻合的。她的精神履历与她的婚姻成功密切地缝合在一起，可以说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所爱的人是革命者。”再比如《我们夫妇之间》，主人公“我”和妻子之间爱情叙事的展开，目的并不在于就爱情说爱情，而是通过爱情叙事，颂扬妻子节俭、朴实、博爱的高尚品格，批评“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贪图物质享受的腐化生活方式，作者的主观着眼点在于表现知识分子在和工农大众结合过程中的思想改造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叙事，只是意识形态叙事的另一个表现形式，自始至终仍然是服务于政治主题的。
那么回头我们再来看看《伤痕》中的爱情叙事。王晓华和苏小林同为知识青年，在火车上相识。和“叛徒妈妈”的决裂，并没有给王晓华带来政治身份的清白，在主观心理上，她有很强的自卑意识，这种自卑心理从母亲被定为叛徒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组织上对她也并不信任，虽然她采取了很决绝的方式对待母亲的来信和寄来的东西，她的入团问题还是没有通过组织的审查。亲情缺失，环境艰苦，自身又不被认可，在这样无助的情况下，和苏小林爱情关系的确立，对王晓华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爱情暂时可以成为王晓华全部生活和生命的寄托。“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宿舍里、田间又有了她的清脆的歌声，而且面庞上也有了微红的血色，更显出青春的俏丽。”作者所作的所有这些铺垫，都是为即将出现的“突变”做准备的。由于和王晓华的关系，小苏工作调动的事被搁浅。这个打击对王晓华来说是巨大的，“她现在似乎已经真正理解了她所处的地位和她的身份”。如果说此前爱情的甜美暂时冲淡了政治身份的苦恼和焦虑，那么这一变故无疑又将这种苦恼和焦虑重新推到王晓华的面前，甚至更加严重。“这以后，她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先前更沉默寡言了，表情也近乎麻木起来。”至此，作者的意图再清楚不过了，如果说王晓华和母亲之间的显在线索控诉的是“四人帮”对亲情的破坏，那么王晓华和苏小林之间的隐蔽线索控诉的则是“四人帮”对爱情的肆意践踏。两条叙事线索内在上是一致的，完成的都是对“四人帮”极左路线非法性的控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晓华和苏小林之间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作者假借的一个叙事资源，它是以爱情的名义，完成了政治性的说理阐释。这和“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叙事在本质上如出一辙。
当然，除了上面提及到的三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语言特色、人物形象、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进行类似的考察。比如在语言上，很多地方都留有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影子。一对回沪探亲的未婚青年男女“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大好形势”、王晓华和小苏“建立了越来越深厚的革命情谊”，还有最后王晓华口号式的表白：“‘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这些都说明，《伤痕》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篇之作，虽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但无论是内在的思维逻辑、叙事结构，还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语言特色，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此前文学的陈迹。这是历史的宿命，而不是作者创作水准的问题。
指出这篇小说的这一特性，没有追逐时尚、全盘否定的意思——虽然现在许多人对这篇小说的评价越来越低。相反，我认为，这篇小说虽然艺术水准不是很高，但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可以这样说，这篇《伤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存在状态。新时期文学虽然一直致力于文学自主性的追求，但在整个80年代，文学的目光始终在追随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比如伤痕文学回应拨乱反正，改革文学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摇旗呐喊，寻根文学无疑是文化热的伴生物……在形似显要和辉煌的背后，80年代文学始终在牺牲着自我的存在。这一状况与“十七年”文学甚至文革文学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笔者之所以要对《伤痕》这篇小说进行再解读，目的就在于提醒大家，在充分肯定新时期文学的开创意义的同时，不要忘记新时期文学对以前文学资源和非文学资源的继承，绝对的断裂是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