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某些地区也存在着各种农奴制的残余，如“世仆”、“佃仆”等。清初农奴、佃仆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从而削弱着农奴制的残余。康熙年间，很多富室已不敢蓄奴。到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下令将皖南地区依附于地主的伴当、世仆“开豁为良”，从法律上肯定了伴当、世仆身份地位的变化。
清代社会还存在着地位接近于农奴的“贱民”阶层，如教坊、乐户、丐户等。雍正时，因各种原因，清政府曾多次下令，免除一些人的“贱民”身份，列入编户齐民。
阶级关系的变化，使租佃制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当时的租佃制主要分为两种方式，即分成地租制和定额地租制。所谓分成地租制，即地主和农民按一定比例分取田场作物，农作物的丰收与减产和地租收入多少直接有关，这主要实行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北方。所谓定额地租制，即地主向农民征取固定数量的农作物，与农作物的丰歉无关，这主要实行于江南地区。
分成租制下，地主往往干预农事，农民在获取农具、耕牛及其他生活资料方面多依附于地主，自己没有独立经营农田的能力，身份地位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向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增强，农业产量稳定，分成租制才有向定额租制过渡的可能。因此，从分成租制到定额租制的过渡，表现着农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不过，就地主的租额而言，丰年不增，凶年不减，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佃农的劳动强度。
除了农奴制、租佃制外，清代农业还出现了雇工现象，并有长工和短工之分。长工都是农村中没有生存能力者，给雇主干活，对雇主有着较强的封建依附关系。短工多是在农忙时雇佣，农闲时解雇，就短工自己而言，也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只是打工以补家用。
十六清代的手工业和商业政策
清代棉纺织业供应全国数亿人的衣着，市场广大，在手工业生产中居于首要地位，其机具革新较简便，所需资金也不多，往往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商业资本的活跃，棉纺业中出现了一批控制生产的包买商。此外，在棉布染织业中还出现了小作坊。无论是家庭经营或是包买商和小作坊，都属于民营。
与棉织业相比，丝织业则更加集中和专业化。其具体经营大致有三种形式：官营织造、家庭手工业和机户开设的手工工场。康熙前期，清政府为了限制民间丝织业工场的发展，曾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126]。后来江宁织造曹寅奏免额税，民间织机大大增加，有开五六百张机者。
清初沿用明代的“领织制”，凡是官府所需的丝织品，由机户领银雇匠包织，织成后解官结价。后来又实行“领机给帖”的办法，即织造衙门将官府织机交给民间的织户，发给印贴，使“机户名隶官籍”，在实际织造时，机户向织造衙门领取工银、丝料，雇工织造。在这种情况下，机户备受官府的束缚和盘剥，很难独立经营和自己发展。此外，机户机匠还要受行会组织的种种束缚。
明代，官营矿场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民营矿冶也是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清代矿冶大都由民间开采，即使是政府控制最严的云南铜矿也是采取官借工本，官收余铜的政策，矿场的经济主权属于私人，而不属于政府。煤铁业更是由私人投资开采。矿冶业都实行雇佣劳动制。不过，矿业的开采、冶炼和流通等还受到封建政府的干预。
清代资本雄厚、产量高、生产规模大的是云南铜矿。不过其发展是适应清政府铸造货币的需要，因此也得到政府的大力投资。平“三藩”、收复云南后，清鼓励采铜，实行“听民开采”的政策，并收百分之二十的矿税。后来由于铸币的需要，又实行“放本收铜”的政策，即由政府每年拨银一百万两，借给厂方，所采之铜，由政府收购。这些措施极大促进了铜矿业的发展，产量迅速上升，年产量最高时，达一千数百万斤。不过，由于政府的控制，价格固定，收利甚微，时间长了，铜矿业很难有良好的发展。后来，云南的铜矿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朽而衰落。
冶铁业是封建社会国民经济中极重要的部门。清代封建官府的资金并没有渗入铁矿业内，而是由民间自行开采冶炼。不过，由于铁可用来制造兵器，清政府对铁的冶炼营销还是进行严密监控的，他们规定：除征收铁税百分之二十以外，对采铁冶铁的地方，冶炉的数目、产量，工场主、矿工、铁工的姓名及履历均要详细报官，并发给执照。铁的贩卖流程也要报单、验单，严禁无照的私铁。尤其是不准铁器运销海外，连铸成的铁锅也不准出口，以致船上自用的炊具也只能用铜锅、砂锅。由于铁禁过严，当时的采铁业和冶铁业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清代采煤业较前代更为普遍，按照田赋征税，管制较铜铁更为松弛。河北、山西为主要产煤区。不过，采煤区是人众聚集的地区，易于闹事造反，因此，清政府常无缘无故地禁止采煤。这造成采煤业的损失，禁令也成为当时煤矿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明代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清政府拼命地维护旧的经济基础，把工商视为“末业”，对商品经济给自然经济带来的某些腐蚀表现出忧虑。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某些具有政治重要性而又有利可图的手工业揪住不放，设立官营工场，而对其他手工业则实行高额征税，无偿摊派，低价收购，并在设厂（场）、流通等方面还进行种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即不可避免，私营工商业从宏观主流看体现着社会的需要，也体现着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清政府不可能完全压抑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客观的经济规律所释放出的力量，在现实中迫使着封建政权缓慢的后退。
行会是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为了保护工商业者自己，以对抗外力的侵袭，但它也是工商业者和商品生产相对发展不足的产物。中国的行会，大致始于隋唐。唐宋称之为“行”，宋到明初称“团行”，明中叶以后多称“会馆”，后又称“公所”。
清代行会组织仍然很发达，但后来行会势力有所衰落。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行会内部阶级斗争激化，并出现了帮工行会。帮工和学徒是行会手工业内的下层被剥削者，他们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同工商业主、封建官府斗争，这样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遭到清政府的镇压。也就是说，行会组织的发展不得影响到封建国家和政府的秩序。不过，行会内部阶级斗争的激化，也使行会统治权威动摇，削弱着封建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
清代出现了许多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也出现了很多中小市镇。一般来说，“市”与“镇”有所不同。“市”里多是商贩和“行商”，商业规模较小；“镇”则“坐贾”较多，商业规模较大。“镇”工商业发展较快，经济上对封建统治者来说重要，因而特设“官”收税，设“将”弹压。当时有人说，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127]如果“市”的工商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也可以上升为“镇”。
华南地区，有些农村市场不称市镇，称墟市，有的地方则“墟市并称”，有些地方则“大曰墟，小曰市”[128]。在墟市的场地上，大多设有永久或临时性的建筑物。
封建统治者对墟市中的商业交易收税很重。如阳山县的墟埠，每天要向政府交纳地皮“租艮（银）三十三两七钱”[129]。东安县河头、永丰两墟，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征收耕牛交易税十五两正。[130]
以山东为代表，北方农村市场或称为集市，或称为庙会。《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2《市衢》中称“定期者曰集，不定期者曰会”。“庙会”大致要比“集市”更加喧嚣热闹。“集”适应于农村的频繁交易，规模小，可短期内轮流。“庙会”适应交通不便和农业季节性的特点，每年一两次，多在农闲时，规模大，会期较长。
再就山东的集市而言，有“官集”与“义集”之分。“官集”是由政府设的集市，“集场设有额课”。“义集”是由民间设立，“免其课程”者。“官集”还设有“官牙”，由政府发给牙帖，也称“领司帖”集。“义集”不设牙行或仅有“私牙”，政府也不发牙帖，也称“无帖”集。一般说，“官集”规模大，“义集”规模小，但两者也有互相转化的[131]。集市根据交易额的多少，每年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银，称“课税”或称“交易银”。
所谓“官牙”或“私牙”，是指在集市中交易的中间人以“评议市价”，称“经纪”或“牙人”。交易中，他们收取佣金，从中渔利。其中“官牙”要向政府申请，发给牙帖。清初各州县发给的帖有定数，税也有定额，后来有所增加。
北方集市交易主要限于自身的生活必需品，体现着自给自足的特点，尤其一些穷乡僻壤，劳动人民更是“有白首不至城市，不见长官者”[132]。
十七清代阶级和民族的经济利益概述
清代皇帝处在等级宝塔的尖顶，之下是皇室、贵族和官僚。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随着其势力膨胀，他们会削弱清的统治，影响、减少政府的税收。因此，清政府在允许他们享有法定权利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些抑制政策。就经济而言，如禁止官绅暴力夺田；规定官员生监只免自身一人丁银；限制其优免赋役的范围；对拖欠钱粮的缙绅地主进行惩办。
“凡人”发家的地主并不享有国家赋予的特权。但清政府实行捐纳制度，他们可以捐银纳粟，得到一官半职而跻身于绅衿之列。清代佃户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但在政治、法律上与庶民地主一样，同为“凡人”，他们可以离开土地，自由寻找生活出路，律无禁条。
在清代，民、军、商、灶称为“四民”，其下还有贱民，即奴仆及倡优隶卒等。就大体而言，奴婢通过“赎身”可以获得人身自由，这意味着奴隶主权力的削弱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日益松弛。此外，还有一些贱民和奴仆通过政权的干预而得到了人身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