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屯田，始于文帝时晁错的建议，历经文、景，而盛于武帝。彼时，汉兵所到之处，往往展开大规模的土地垦殖事业。军屯一年以后有了积谷，然后再迁移中原失去土地的农民前往军屯之地，开荒种田，挖渠灌溉，成为永业，长期居住下去。一般情况下，军屯往往是民屯的先锋。但就实际状况而言，西北的屯田，军屯和民屯是错杂的。
西汉的军屯和民屯规模都很大，其中军屯更引人注目，主要盛行于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之后。昭、宣之世，西汉在西北一带的军屯已经非常发达。
西汉屯田的具体组织形式，史籍记载极为简略，仅知有所谓的田官、田卒而已。如据汉简所示，对当时情况了解会略详一些，大致屯田的田卒都是以军队形式进行编制，每一屯田区的田官都掌管有簿籍，上面记录了所辖田卒的姓名、籍贯、年龄、面貌、衣服等，以便平时了解考察其情况，战时召集其入伍，逃亡时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进行追捕。田卒都携带家眷，由政府给予土地、田宅、犁牛，使其开荒种地，并收其租赋，以作为边军的给养。
宣帝时，由于天灾人祸，自耕农破产流亡，西汉王朝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兵威逐渐不足以保卫边疆的屯田。这种情况下，很多田卒回返中原，在边境地区发了财的将军、商人也回到中原。由此，对土地需求的人多，土地问题又严重起来。
为了缓和土地问题，元帝初，便诏令农民开垦中原的荒地，同时开放皇家花园以外的闲地，租给农民耕种，但这些只能解决部分农民的问题，再说农民的开垦也赶不上地主的兼并。哀帝时，大司马师丹又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的主张。为了救急，哀帝根据师丹的建议，下了一道诏令限田，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还上了一个具体执行的复奏，但因遭到贵族官僚的反对，结果不了了之。
到平帝时，土地问题更加严重，农民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王莽改制。王莽改制的内容包括土地、赋税、币制、度量衡等多方面，其中土地方面根据《周礼》所载的井田制度规定：更名天下田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与宗族邻里乡党；无田者，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实际上，这一措施就是把全国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再由政府计口授田。这种办法不可能为当时的土地所有者接受，所以王莽的王田制度，根本不能顺利推行，土地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不了，随之而出现的只能是新市、平林、赤眉、铜马的农民大起义。
五西汉的赋役制度
赋役即赋和徭役，这是封建国家的收入，也是其赖以运转的基础，更是封建国家得以生存的根本。刘邦入关后就开始实行赋税徭役制度，西汉建国后，更把其赋税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赋税主要有田赋、口赋、献费三种。田赋是土地所有者向国家交纳的地税，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赋税。西汉的田租采取均一的税率，即土地不论好坏，完全课以相同的田租。不过，西汉一代，田租的租率常有变更。西汉初，刘邦曾实行“什五（伍）税一”。其后，又行“什一之税”。惠帝时减田租，又恢复“什五（伍）税一”。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下诏减天下田租之半；十三年（前167年），又下诏天下，废除田租。景帝时，恢复田租，并定为三十税一。到武帝时，战争费用支出浩大，“赋敛繁重”。但就事实而言，当时并未增加土地税，而是向没有土地可税的农民“律外而取”。总之，西汉的田租，最高不过十分之一，最低为三十分之一，有时甚至完全免除。
西汉对土地实行轻租政策只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没有土地的农民是享受不到这种优惠的。轻租政策客观上培养了土地所有者的财力，反过来更促使了他们的兼并。这种情况下，失去土地的农民进一步增加。随着失地农民增多，想租种土地的人就会增多，有土地者就会乘机提高租价。这样，土地所有者交付国家的是轻税，而收取农民的是重租。可以说，土地越多，获利越大。由此而言，西汉的轻租政策，虽然是从劝农务本的目的出发的，但并不是什么“仁政”。
以上仅是就土地税而言，如果就西汉整体赋税而言，对平民百姓更有着残酷性和吃人性。也就是说，在土地税后面，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地压在农民身上。
首先是人头税。西汉的人头税分为两种：一是对未成年人征收的，称为口赋；一是对成年人征收的，称为算赋。按西汉赋税政策规定，不论男女，一旦到法定的纳税年龄，即须交纳口赋和算赋，上自王侯下至平民百姓，税金相同。
据《西汉会要》注引《汉仪注》载：西汉时期，“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又据《汉书·贡禹传》载：“汉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据其所言，先是三岁开始出口钱，后来改为七岁开始出口钱。
口赋至十四岁止，而算赋则从十五岁起征。据《西汉会要》注引《汉仪注》称：“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初为算赋。”“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惠帝时又规定，“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贾人与奴婢倍算”。文帝时，曾一时减算赋为四十，到宣帝时又减至三十。到元帝时，贡禹为民请命，请改算赋从二十起征。到成帝时，因为贫民实在交不起算赋，又减为八十。
口赋和算赋属于人丁税，表现为无论贵贱贫富都交同一的税额。这对贵族豪民不关痛痒，但对贫苦百姓，则是很重的负担，以至出现“生子辄杀”的悲惨景象。
其次是户籍税，西汉称为户赋，以家庭为单位交纳，实际又是重复交的一种人头税。按规定，户籍税不分贫富，每户年率二百，当时列侯封君即可收取这种赋税，用于私人的奉养，如是千户的封君，每年即可收户税二十万钱。为了增加户赋的收入，自秦以来，即有限制家庭人口增加的规定，如秦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西汉建立以后，“循而未改”，也就是沿袭秦朝的政策。据平帝时的户口统计，当时口五千九百余万，户一千二百余万，每户平均不过五口。
西汉时期，除上述税赋外，盐铁、车船、酤酒、海、山、川、园、池、市肆、六畜、禾藳皆须交税，还有孝敬皇帝的献费、官吏的额外索取以及军事捐、财产税等。
再次是徭役。据史书记载：西汉百姓，凡年二十三以上，五十六以下者，每年须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三天的戍边兵役，如果不服徭役，要交纳免役税。一个月的劳役，须纳免役费二千，称为“践更”。三天的兵役，须纳免役费三百，称为“过更”。这些免役费，又统称之为“更赋”。
上述“三天的兵役”仅是就戍边而言。此外，西汉还有长期服兵役的规定，据《汉书·食货志》载：汉初因秦法而行之，“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又《汉旧仪》称：“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记载虽然有出入，但都是称先为正卒，后为屯戍之骑士，其区别是在年龄上。从出土的汉简来看，正卒和戍卒并无严格的年龄限制，实际上有不到二十岁和超过五十岁的戍卒，即汉乐府诗所谓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西汉的兵役是徭役中最繁重的。武、昭、宣之世，对外战争连年不断，戍边、屯田之卒，动辄七八十万，而攻战之士，还不计算在内。此外，还有拱卫京师和镇守地方郡国之材官。
战争和兵役的增多，必然会加重运输劳役，因为当时交通不便，路途一远，常常会以十人之力，以供一卒之粮，据《汉书·食货志》称，当时，“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里，近者千余里”。又称，“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
仅次于兵役的是修城筑塞的兴役，其中又以修筑长城以及西北沿边的要塞为最。如武帝时，曾“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再即是修筑城邑，如惠帝三年（前192年）及五年（前190年）曾两度“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皆“三十日罢”[12]，等等，这样的事例还很多。
凿山通道，治河穿渠，修筑宫殿、陵墓等，也动辄征用数十万人。
六盐铁业的国营及其他手工业政策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称，西汉政府组织中，有少府、将作大匠、水衡、大司农等四个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并各有工官的设置。
西汉最重要的手工业是冶铁和煮盐。盐铁业自春秋以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战国至秦代均设官征税，秦代税额已相当可观，是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
西汉建立以后，承秦之旧，盐铁业继续发展。文帝时，政府对盐铁铸钱等行业，采取放任的政策，一时豪富相率煮盐冶铁。到武帝时，因为“边防用度不足”，对盐铁断然实行专卖，并以盐铁大王孔仅和东郭咸阳负责具体施行，也即让他们分别做了大农丞和盐铁丞。他们主张，由国家给予盐铁生产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制盐、冶铁完全属于国家。之后，制定法规禁止私自冶铁和煮盐，如有违犯则没收其生产工具，并处以釱（音dì，指脚镣）左趾的刑罚，也就是在其左脚腕子带上脚镣使其行动不便。至于管理国营盐铁业的行政机构，在中央设置有大农丞和盐铁丞，在出铁的地方都置有铁官或小铁官，具体管理铁器制造及买卖事务。上述这些建议和政策都得到武帝的采纳和支持，这样，西汉的盐铁业逐步实行了官方经营。
据史书记载，西汉自武帝起，于二十八郡设置有盐官，于四十郡设置有铁官。也就是说，从武帝以后，盐铁之官，布满天下。至于国营盐铁业的基层管理，是在盐铁官之下，设置有具体作业的场坊，各场坊置监督员，谓之吏。
盐铁官营以后，西汉政府的收入增加。对此，桑弘羊说：“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皆……盐铁之福也。”[13]不过，盐铁官营以后也存在着一些弊病，如《盐铁论·水旱篇》云：“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其中所谓的“大器”，是指政府出面让制造的兵器等，铁官营以后，对这类产品的制造比较重视，所谓“不给民用”云云，是针对一般生产工具，特别是农用工具的制造品质不良。其次是价格昂贵，同书又说：“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器多坚硁，善恶无所择。”再次是常征发当地人民无偿劳动，同时又强制人民高价购买。这些弊端从武帝时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弊日益增多。这样，盐铁应否专卖，遂掀起种种议论。汉武帝死后的第六年，即前81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为罢盐铁官营事，和桑弘羊等进行了论战，并由桓宽记录和整理成书，这就是今天见到的《盐铁论》。会议的结果是取消了关内铁官和酒的专卖。到元帝时，又曾一度罢免盐铁官，但不久又恢复。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不仅有盐铁之官，而且还有“铜官”、“金官”及“采金银珠宝之官”，但铜官设置之地，史书记载不详。
西汉的钱币大都是用铜铸造的。最初，铸钱权属于国家；到文帝时政府对铸钱采取放任政策，令百姓可以自由铸造；武帝时，政府又收回铸钱的特权，但民间私铸仍很多，虽重刑不止。由于西汉政府和民间争相铸钱，铜钱铸量很大，并且混乱，以至当时有些人把这些归咎于铜的存在。为此，贾谊曾向文帝建议：“上收铜，勿令布”，使“铜毕归于上”，“以作兵器”[14]。而西汉政府之所以专设铜官管理全国的铸铜事业，也是鉴于当时铸铜业的兴盛。
铸铜之外，西汉的黄金业也很发达。前文所述，文帝时政府对铸钱采取放任的政策，对采金也是如此。到景帝时，又禁止人民自由采金，并特设了“金官”及“采金银珠宝之官”，专司采金、管理其他贵金属及宝货的采集之事。西汉所谓“金银珠宝”之中还应该提到的是银，银的用途系铸造货币及装饰品。就后者而言，主要是供皇室享用。
西汉丝织业最为发达，现在多有西汉丝织品出土，如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绮、锦、纱及刺绣等。就织造技术而言，西汉已经有着很高的水平。如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这也标志着当时的丝织业的发展水平。此外，当时丝织品的产量还很大，皇帝经常赏赐布帛，对象有亲贵、功臣及驯良百姓，如三老、孝弟、力田者及鳏寡孤独、年高者，也有对少数民族的赐赠。据史书记载，汉武帝一次的赏赐有达百余万匹的。
长安和齐郡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是西汉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不过，西汉的丝织品主要是来自民间。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有富商大贾经营的手工业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绢帛。此外，当时的麻纺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并设官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