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情感纠葛模式的利用。情感纠葛是畅销书招徕读者惯用的手段，包括当下许多家庭伦理影视剧也多采取这个套路。在《桃花》中，三角甚至多角恋情成为构成故事的主要元素。师兄、钟情、刘曦曦之间；师兄、刘曦曦、邸颖之间；刘曦曦、师兄、黄总之间；方正、邸颖、师兄之间，充满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万变不离其宗，这些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都没有摆脱“一女二男”或者“一男二女”的传统路向，师兄如此，钟情如此，刘曦曦、邸颖、方正等等莫不如此。其次是作品的纪实、猎奇色彩。作者自己也承认，在作品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真实的案例，比如在股民中引起震动的“王小石案”，比如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进程，比如北京大学“围墙事件”等等。这些真实案例都曾经在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震惊和熟知，这些社会公共事件进入作品，使作品生活真实的程度上升，艺术虚构的程度下降，从而使文本具备了一种纪实性的特点。而为作品增加揭秘色彩的则是一些具有猎奇性质的私密事件。比如博士研究“钟情药”，博士被意外“借种”，以及年过半百的博士生导师和年轻漂亮的本科生男欢女爱等等，均属于被人们小道传播的奇闻轶事，这些故事进入作品，满足了读者猎奇窥私的欲望，无疑会吸引一些人的眼球，这也是当下许多畅销书惯用的手段。还有一点就是作品幽默调侃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可以增加阅读的快感，放松阅读的心态，更加适合大众的阅读口味。
确实，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的创作史上，都不乏既具备纯文学的严肃高雅，又备受读者欢迎的成功范例，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等等，但问题是，这些作品的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也都是刻意追求两者兼顾的吗？张者所谓的“走钢丝”，其具体所指无非就是要把纯文学和畅销书的二元因素都融入到一部作品中去，既不舍弃严肃问题的拷问，也不放弃攫人眼球的世俗卖点。这种贪婪的追求往往“费力不讨好”，在具体操作中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素材和主题往往相生相克，庸俗的素材一般很难架构起一个严肃高雅的主题。“文学是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选择。张者选择了这种一种轻松的、快乐的、嘲讽的、调侃的方式，就放弃了悲怆的、沉重的、痛苦的、直击历史深处的东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二者如何结合，这不只是张者面临的问题，也是是当代中国小说、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这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张者的这种创作策略可能会奏一时之效，但从严肃的文学创作角度来讲是不可取的，这样的作品是难以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的。
三、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缺失
《桃花》所表现出来的游离性是作品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正是这种游离使人物的发展缺乏内在的逻辑性，从而表现出在坚守与逃离之间左右摇摆的状态。而作者在纯文学与畅销书之间的游离，则使作品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定位，因此影响了主题的拓展与挖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游离？我认为源于一种超拔力量的不薄弱。《桃花》与《桃李》之不同，在于后者表现知识分子的放纵，而前者则意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坚守。但坚守得以进行到底了吗？无论是师兄，还是方正教授，都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卷入滚滚红尘之中。这归根到底源于作者心中对知识分子认识上的犹疑。这种犹疑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人物处理的摇摆不定，最终放弃坚守。而在作品定位上，也对以作品和人物的思想内涵打动读者、赢得市场缺乏自信，从而不得不采取了当下通俗畅销书所惯常使用的手段。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虽然不坚定，但毕竟这种超拔的力量还是以微弱的状态存在着，《桃花》中的知识分子尽管也逃离、也堕落，但毕竟还力图坚守过。这在当下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可谓凤毛麟角，难能可贵。
文学之用，在于启人心智，涤荡灵魂。所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就是指文学要具备一种提升人、鼓舞人的超拔的力量，而不能沦落到对生活原生态的复制。“当前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思想取向上的显著特点是关注当下现实，描写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受市场经济浪潮冲击的人生百态，展示他们人格构成中的消极病态因素。”这本无可厚非。在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确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种考验面前，许多人经受不住各种欲望的诱惑，裹挟其中，放弃操守，道德沦落，丑态百出。作家们将此种种现象诉诸笔端，形成作品，不但可以，而且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在此过程中持什么立场、抱以何种心态。放眼近年来的文学创作，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虽日渐其多，但“思想取向偏执与艺术开掘不深的问题”，却又绝非个别现象。除我们前面提到的张者的《桃李》，近年来影响较大的还有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感谢小姐》、《教授不教书》，阎真的《沧浪之水》、刘兆林的《不悔录》、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南翔的《博士点》等等。《所谓教授》也是瞩目于高校内的知识分子群体。主人公刘安定热爱学术，兢兢业业，但在一些世俗利益面前，如教授职称、校长助理职务等，也与白明华等同流合污，甘心出卖自己的学术成果，甚至学品、人品，与朋友之妻何秋思公开同居。作者对白明华这样的官员教授的刻画则更为得力。作为大学掌握实权的行政官员，白明华人格卑下，生活糜烂，学术腐败。他不学却有“术”，不懂学术，却有权术，可以拉来项目、经费，然后他挂负责人，让那些教授去干实质工作，但教授们只是参与者而已。《所谓教授》出版后，一度遭到读者质疑，认为作品严重丑化了大学教授的形象；《沧浪之水》则将故事展开的背景设置在某省卫生厅。池大为硕士毕业，被分配到卫生厅工作，但由于不懂官场潜规则，处处受排挤，于是幡然醒悟，学会了耍伎俩、下绊子、使阴谋，于是迅速高升，官运亨通，直至如愿以偿地坐到了厅长的位子上；《不悔录》主要揭露了作为体制建制里的作家协会里丑恶的众生相。在作协里，领导们最不关心的就是文学创作了，他们只对权术之争感兴趣。书记、主席明争暗斗、互相诋毁，在“开舞会”、“发稿件”、“选作协新大楼地址”、“换届”等所谓的“主要工作”中，他们各怀心腹事，勾心斗角，制造了许多恩恩怨怨。这些作家或知识分子们，在权力体制中逐渐暴露出或被诱发出的丑陋和虚伪，甚至比普通人更加触目惊心；南翔的《博士点》则描写某省一所师范大学因争报博士点急于补充高学历教师，于是挽留本校即将毕业的博士生郝建设留校任教，郝建设由此感受到博士学位的潜在价值，提出种种个人要求，与校方讨价还价，进行“交易”。其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在利益互动逐步成为普遍原则的社会环境中，“告别崇高”向世俗俯首就范的生活现实。在这些作品中，揭露内幕、暴露丑行已经成为作品构成的主要方式，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官场到学术殿堂，从官员知识分子到学者、专家、教授，铁鞭之下，无一幸免。这其中，许多作品往往并不将笔墨集中在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人性裂变上，更没有内心的挣扎，好像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一群堕落者。很多作家或津津乐道于知识分子骇人听闻的变节丑行，或愤世嫉俗地指责体制、环境的罪恶，普遍缺乏引人思索的思想深度，更缺乏“高于生活”的亮丽之色。
止于描述现象的作品不是好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只能出现和存在于某一历史时期的初始阶段。比如当年的伤痕文学。“文革”结束后，致力于展示伤痕、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曾经在文坛显赫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思想认识上的深入，对“文革”更为理性的探讨的反思文学就将其取而代之。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而言，暴露知识分子在商品大潮裹挟下精神家园失守、道德底线溃决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进程之初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十几年之后，在市场经济、商品意识已经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作为一种常态存在的今天，此类题材小说如果还停留在暴露的阶段，无疑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新世纪以来，在经历了初期的摸索、总结之后，无论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文化建设，都显示出了渐趋成熟的态势。知识分子为了一时之利而放弃道德操守的趋势正在逐步得到逆转——当然并没有根绝。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就应该抓住时机，实现超越，体现出一种超拔的力量。在一个多元的文学时代，任何整齐划一的要求或想象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暴露的文学可以存在，但不能作为唯一的存在。并且，暴露不是终极目的，而应该是致力于重建的暴露，应该是拥有亮丽底色的暴露，这亮丽的底色就是作者积极的立场和价值观。坚守品格的重建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而言更为必要。我们没有必要为坚守而坚守，更没有必要脱离实际地鼓吹知识分子的“高大全”，而只是说，不要让个别现象遮蔽了总体面貌，在承认问题存在的同时，要知道，坚守的力量始终存在。并且，在知识分子品格重建的过程中，作为文学存在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也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后现代在哲学、伦理、艺术等层面的逐渐延伸以及大众传播攻势的强化，世纪之交的伦理生活出现了泛审美化倾向，并延伸到文学领域，从而催生了审美精神的新的转型，即从‘审丑’到‘泛审美化’。”如果当下的知识分子题材创作还止步于审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变节之丑，不免会给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觉。因此，无论是从现实主义出发，还是从理想主义出发，对知识分子的书写都需要更为理性的姿态，需要超拔人心的力量的出现。这也许是今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以至于整个当代文学需要思考的问题。
